解读城市平安

来源:《检察风云》 

 解读城市平安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平安城市建设
    一些社会问题专家警示说,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其中2010年前后是“危机多发期”,最有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依次是“社会”、“金融”、“经济”、“就业”。
    而这些领域无不与整个社会的城市化问题相关连。现实是,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城市化正给人们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如社会治安、交通事故等等。目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都出现了负增长。改革开放后25年社会秩序指数年均递减20%.此外,刑事案中大案和要案比例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此趋势仍未得到遏制,如每万人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5.5件上升为2003年34.1件。这些数据表明,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不过,风险一旦被人们广泛认识,未雨绸缪,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发生后的危害面和损失量就会大大减少。为此我国各地纷纷开展了平安城市建设的实践和探索。
 从心理学开始看“平安”
    对于城市平安,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视野、不同的理解:
    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指出,人一旦生理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后,就会出现第二种需要——安全需要,例如对安全、稳定、依赖的需要,对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折磨的渴望,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向往等。因此,城市平安建设的着眼点在于城市居民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的心理迫切需求。
    社会学家孔德提出,社会结构各部分的平衡与和谐关系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一旦这种关系遭到破坏,社会系统的运转就会发生障碍,造成社会病态。因此城市平安建设着眼点在于,城市稳定有秩序和社会的有效控制。
    犯罪学说认为,城市一直就是犯罪的衍生地。社会发展的进程慢慢把犯罪从一个孤立的主要是影响城市中心的社会问题提高到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关于犯罪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犯罪生态学认为,作为犯罪区域,往往具有以下特征:人口数量大、密度高、异质性强、居住条件恶劣、经济畸形发展、城市管理松散。因此城市平安建设,在于减少冲突、增加融合、减少犯罪。
    如何找到城市治安高发区规律?城市规划理论更是提出了从三大类不同内部结构的城市中寻找共同点的观点,如:
    同心圆区。即城市可以划分为相互同心的几个圆形地带,市中心是商业区,中心区外为生活区,再外为文化区、绿化区,最外是工业区。同心圆式城市治安问题的高发区是商业区与生活区。
    扇形区。城市的中心仍然为商业区,城市的发展是从市中心出发,沿着市区主要的交通要道或自然地形成不同扇面向外发射。这类城市社会治安问题的高发区是市中心及构成扇面的交通干线周围,各扇面之间自然形成弧形区域。
    卫星区。城市由中心城市与周围卫星式的小城组成。这类城市的社会治安问题高发区是各个中心区域及各城中心之连线周围。
    另外,不同功能分区、社区、街道、企事业单位之间以及社区与郊区之间的过渡地带被称为城市“边际空间”,其独特位置,在城市空间的变化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边际空间”内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定因素多,空间控制力弱,社会内聚力弱,往往是不法分子活动的高发区。这也就是为何城乡结合部易成为杀人、抢劫、强奸等人身类社会治安问题的高发区的重要原因。
    如近年来,上海发生的抢劫出租汽车司机钱财案,绝大多数就发生在城乡结合部。
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突起
    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公共安全就是指自然灾害事件与社会治安事件。其实,传统的“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等城市主要灾害源的概念从现今看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现阶段城市公共安全事故外延内核都已扩大:
    可能由SARS等突发传染病引起;
    可能由能源紧张和偶然事故引起的大面积停电引起;
    可能由“资源单一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生产矿难、产业工人下岗失业等引起;
    可能由有毒有害物质泄漏、城市饮用水污染等环境灾难引起;
    可能由网络黑客、网络病毒、反动网络宣传等数字化传媒引起;
    还可能由群体性事件引起……
    由于上述危机具有更强的未知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扩散性以及同人民群众生活的密切性,从而加重了危机的冲击力和危害程度。同时,由于这些危机在预警、防范、紧急救治与事后恢复等方面难度较大,容易使一些局部危机迅速蔓延和扩大化,形成的安全危害更持久而且更具有破坏性。
    可以说,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导致各种致灾因素之间的连接越来越密切,关联性和传导性增大,危机的次生、衍生灾害也越来越多。例如城市生命线系统:交通、通讯、供水、供电、供气等子系统之间的路网、水网、管线网等错综交织,牵一发动全身,一旦发生事故,必然造成连锁反应。
    许多专家认为,我国城市正处于公共安全事故的“活跃期”或“爆发期”。下列数据可充分说明:2004年1~5月,全国共发生各类公共安全事故366159起,死亡52719人。其中工矿商贸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5164起,死亡5693人。仅该年4月16~20日,全国大中城市就发生8起危险化学品泄漏及爆炸事故,累计死亡30人以上,被迫撤离、疏散及受干扰的人口近20万人。2005年1~12月,全国各类安全伤亡事故达到717938起,死亡121087人。
    同时,由于处于经济与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背后隐藏的各种风险很可能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被触发和激化,个体之间的偶然事故易转为群体性事件。
    例如2004年四川万县的“棒棒军”事件,从两个人的争吵,发展到上万人的群体闹事,警车被烧掉;2003年哈尔滨发生的国内瞩目的“宝马撞人案”,由两个人之间的交通事故,激化了社会中的不满情绪,演变成“官”与“民”、“公众”与“权势”之间的对立。
 值得警惕的是,城市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在增加经济发展机会的同时,也成为风险转嫁通道。国内外城市危机扩散的典型案例表明,在城市社会已经同外部社会高度依存的形势下,一个城市危机的链条,可以超越城市疆界,进行跨区域的相互诱导,并且实现瞬间传递与扩散。
    以1988年“甲肝”流行为例。当时以上海为中心向外辐射,使得上海市郊和邻近的江苏、浙江等地30多万人遭到“甲肝”的洗劫。2003年初的非典疫情更是演化成为全球性的危机问题。该疾病最初从河源流至广州,然后再到香港、北京等地,进而蔓延到国内20个省市,并流传到加拿大等其他国家。此外,东亚金融危机、纽约9.11事件、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灾害也先后出现一些“泛城市化”或“泛国际化”的重大城市危机。
平安城市平安中国
     平安城市概念缘于1975年瑞典的Falk ping社区制定的“安全社区”计划。1991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WHO)“社区安全促进合作中心”于瑞典举行了第一届国际安全社区大会,由此世界各国地方政府也开始注意到“safety”丰富的内涵,并将安全建设的范围拓展到整个城市,相继开始实施城市安全建设计划。
    但迄今为止,WHO和国际上均未对“平安城市”(safecity)的概念和标准作出一个统一的界定。世界各国对“平安城市”的评价也没有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往往将“平安”含义狭义化,仅局限于社会治安领域,以至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警方登记的刑事案件数量作为衡量是否安全的主要指标,如日本主要依据警方报告的案件数,台湾地区主要依据暴力案件和盗窃案件的升幅,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依据报警案件数等等。加拿大国家统计报告和美国司法部犯罪报告联合发布的2004年北美部分城市安全状况报告中,也是着重以杀人、抢劫及盗窃的犯罪率作为衡量标准进行比较。以刑事案件立案数或发案率作为评价是否安全的主要指标,这虽然是世界通行做法,但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2005年10月24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围绕“平安中国”主题,推出大型媒体行动——《平安中国》的宣传,重点对受到中央政法委、中央综合治理办公室表彰的全国102个综合治理优秀地市的平安建设进行全面解读,集中展示这些地市在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方面的新经验、新成就和新举措,包括城市防控体系建设、矛盾纠纷的排查和调解、预防青少年犯罪、安全单位创建、安全社区创建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创建“平安城市”的浪潮。
    虽然我国的平安城市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平安城市”的内涵及评价标准尚无统一的界定。但许多城市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如广西南宁市提出的目标是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秩序良好、司法公正、群众满意。
    广东东莞的目标是将三个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等融为一个有机整体,着力构建‘五个机制’,努力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确保经济运行稳健、确保治安状况良好、确保社会公共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在建设过程中,各地对城市安全的内涵理解不同,所采用的标准也各有千秋。有些城市强调打击邪教组织,有些城市注重打击经济犯罪,而有些城市则强调社会公共安全。同时这些城市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安全建设计划。
    然而,目前看来,在执行过程中,其效果不甚理想,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一些预案过于抽象,只是单纯设置了一些职能部门,对责任的具体履行缺乏明确规定,对各部门之间如何协调无详细界定,致使工作出现缺位和相互扯皮。有些地方应对措施仍留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痕迹,强调采用人海战术。实践中,所有政府职能部门都派员参加,无论工商、税务,还是环保部门无一例外,以期形成管理强势。但是这些管理人员既不熟悉管理流程,对违反规定的行为也没有处置权,造成所谓“空转”现象,不仅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造成其他日常行政管理工作搁置。因此如何总结有益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推动平安城市的建设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城市个个相似,不幸的城市各不相同。每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精彩,同时也会有自己的软肋:有的城市自然环境很好,但交通状况可能很糟糕;有的城市治安状况不错,但收入水平却比较低……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城市适应不同的人。但是城市的幸福感不是一个有台阶的楼梯,而是一个有短板的木桶——城市总的幸福感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一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也就是说,一座城市里不幸福的人所能获得的幸福增量决定着一座城市的幸福感;而不是相反,用一部分人的幸福来遮蔽另一部分人的不幸。
    城市发展在数量上表征为规模扩张,在质量上则应表现为城市发展力与竞争力的提高。政府在制定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时应关注3个指标,即生活质量、社会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其中生活质量居于核心地位。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社会不论是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城市发展规模和速度,都经历着重大变化。在变动中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居民生活水平的最低满意度,是使社会发展有序进行的重要前提。(周向红周然)
市民满意度调查报告
    在城市平安建设中,对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检测,既可以提高判断社会关系发展的即时信息,同时也有助于帮助政府判断施政方向的偏差,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的公共安全威胁。
    本文是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采用文献分析、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上海市的三个区(闸北区、闵行区、静安区),选择动拆迁户、外来人口聚居区、老城区以及商务楼宇四种类型,六个富有代表性的居民聚居地作为样本点进行题为“上海市民公共安全诉求”的调查。在调研过程中,共计发放问卷1000余份,回收有效问卷836份,问卷回收采取当面回收的方式,并采取随意抽样的方式选择调查对象,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调研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归纳和整理。
城市信任感和归属感
    836个有效的样本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上海市民整体上表现出对城市的信任感和归属感,居民在回答“你是否同意上海是我家,人人爱护她”这一问题时,约46.9%的人非常同意,约36.9%的人表示同意,约14.4%的人基本同意,仅有1.8%的人不同意(见图1)。
    随着上海市的经济近年来呈快速发展势头,居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对居民近三年的收入水平变化调查显示,约64.2%的人认为收入有好转,其中有14.9%的人认为有明显好转,约46.9%的人认为和以前一样,仅有11.5%的人认为收入比以前差。
    居民对上海市的未来也表现出信心和乐观的态度。约66.8%的人表示非常看好上海市的发展前景。
市民最关注的问题
    就业是影响居民整体生活标准状况的第一因素,也是保障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调研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上海市民关注的社会问题排名前四的依次是社会风气、就业失业、社会治安和腐败问题。
市民对政府能力评价
    43.6%的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的能力上较强,40.4%的人认为一般,只有15.9%的人认为较低(见图2)。在目前的治安环境下,认为基本安全的人占约57.1%,认为不太安全的人占42.9%.
五大安全问题调查
    场所安全居民最担心受到不法侵害的地方位列前四的依次是:商场或集贸市场、公共汽车或长途汽车、住宅周围和娱乐场所。(见图3)。
    交通安全居民的交通安全意识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乘出租车外出时,仍有29.5%的人选择坐在相对不安全的副驾驶座位,有时会违法横穿马路或闯红灯的人比例达到40.1%.居民认为妨碍交通安全的最大隐患的排列依次是,第一违章驾驶,第二酒后驾车,第三疲劳驾驶,第四是乘客或行人缺乏安全意识。此外,约61.5%的人认为当地的人行道设置及红绿灯设置不够科学,部分有待改进。约70%的人对当地的路灯夜间覆盖率及照明程度不满意,70.5%的人认为有必要在各个主要路口安装道路视频监控系统。
    食品安全上海市虽然已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治环境污染、水污染和噪声污染,但调查中显示,仍有约16.9%的人受到噪音的严重侵扰;居民中有37.5%的人对自来水的饮用不放心;购买食品时,人们最关心的依次是新鲜度、保质期、价格和营养;在食品污染问题中,居民最关心的依次是农药化肥、致病微生物、激素和工业三废。
    金融安全随着科技的进步,金融安全成为安居乐业的保障之一。调查结果显示,此次调查之前,约有70.4%的人知道一些关于信用卡、短信、电话等诈骗案件,约10.8%的人表示非常了解,但仍有18.8%的人不太了解或没听说过。在去银行存取较大金额的现金时,约55.3%的人选择自己一个人去,约44.7%的人会找家人或朋友陪伴。在办理银行业务时,约86.2%的人知道并经常遵守“一米线”规则。人们在使用ATM机时,最担心的事项排在第一位的是信息泄漏,第二是出现假币,第三是银行卡被机器误吞。并且仅有约19.5%的人从未收到过假钞。虽然现代网络技术较以往发达,但经历过网上购物的人仅占24.9%,其中经常进行网上购物的只占2.2%,并且只有9.7%的人认为个人网上购物的电子账号支付是可信的(见图4)。
    心理压力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大大增加了公众的心理压力,调查中显示,调查对象整体中仅有约43.4%的人时常能体会到幸福、觉得前途比较光明,约51.0%的人经常感觉到压力、感觉太累、常为未来的生活忧虑、过得不太开心,约5.7%的人时常感到寂寞,甚至有时会想到自杀。人们在遇到烦恼矛盾时,有92.4%的人选择和家人、朋友、同事等沟通,还有7.6%的人借酒浇愁或根本无人倾诉;约35.5%的人在过去的三个月中与家人、同事、朋友等发生过冲突;且发生冲突的原因以意见不一致、工作压力大和利益冲突为主,占91.4%;还有约30.3%的人认为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冷漠、不够友好。
政府关注与市民的满意度有偏差
    数据显示居民在外出时,超过半数的人会担心家中财物被盗。这一点与居民的心理期望有很大差异。“家”一直是人们心里最隐蔽的角落,是动荡、变化社会最安全的地方。当这个角落受到影响时,人们的安全感会下降。因此政府一方面必须加强打击入室盗窃,确保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以提升人们的满意度;另一方面应注重社区环境改造,尽可能加强自然监控,如广设路灯、设计防卫空间等,以减少犯罪的几率。
    从传统社会和传统社区理论看,乡土社会中守望相助的人际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只有在熟人交往过程中体会到利益共同体存在,但这毕竟是和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有关,很难适应目前社会的发展。
    在调查中,有一组行为指标是,“当你问到遇到困难时向谁求助?”数据显示近70%的市民选择向亲属求助,对于朋友、单位和街道、政府的期待都很低。同时约70%的人会对求助的邻居或朋友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还有约30%的人会委婉的予以拒绝或怕麻烦一律回避。此外,市民在遇到困难时仅有11.6%的人表示会向居委会、街道等机构求助。这些数据表明居委会、街道等机构在协调社区人际关系、维护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方面作用是重要的,但尚需进一步提高社会救助能力。如果说人际关系协调是锦上添花,而社会救助、危机干预则是雪中送炭,是保证最低稳定的基石。这一点对于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风险不断增加的上海市民尤其重要。社区、街道、居委会等机构一方面应积极宣传一些防范风险的知识,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另一方面也应借鉴国际经验,完善邻里守望制度、组建睦邻组织,充分发挥社区内志愿者的作用,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增加人们,尤其是新上海人、来沪人员的安全感。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汽车已进入日常百姓的生活,富裕起来的居民出行由“骑自行车”发展成为“驾驶汽车”。在机动化不断上升过程中,一些道路交通规划只考虑机动车交通,采取对小汽车使用者倾斜的政策。该政策既忽略了一些无法驾驶小汽车人群的出行问题,如老人、妇女、少年儿童等,也将进一步导致公交萎缩,并增加一些无力购买私人小汽车人群的出行困难,进而影响他们的教育、就医、求学等需求,最终导致社会的不公平性。政府应着手改变这一现状,既要积极发展公共交通,也应减少政策工具本身导致的不公平性,使不同收入、性别、年龄的人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城市使人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健康、更美好。
    调查也显示政府关注与市民的满意度仍然有一定的偏差。调查发现刑事犯罪、食品卫生、环境污染和交通事故是市民最为关注、也是对政府满意度较低的四个问题。而突发性公共安全事故、社会保障、火灾和生产安全事故等问题属于上海市民满意度最高的领域,不过其重要性被市民列入相对较低的领域。这些数据提醒政府在以后的工作中应强调以顾客为导向,因地制宜开展一些切实为人民关心的工作,使平安城市建设真正落到实处。
    城市平安状况,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又是一种主观感受。衡量城市治安,不仅要考察客观指标,也要考察城市居民的主观感受。城市安全与否,必须以是否超出市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社会承受度为衡量标准,进行公众安全感测评。公众安全感是市民对城市平安状况的直接感受和综合反映,是公共政策设计的重要价值取向。笔者建议平安城市建设过程中应以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为科学制定相关政策奠定基础。只有如此,才能更有效地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城市政府的服务绩效。(周向红赖安君)
“谁”在影响城市公共安全
    城市生活更加复杂使各种新风险应运而生。城市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提高,生活日新月异,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生活工具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需求层次提升的同时,也伴生着新的安全风险。比如,汽车进入家庭,居民出行由“骑自行车”发展成为“驾驶汽车”,从而衍生出各种交通事故以及城市交通道路的安全设计等新安全问题。
   人口不断膨胀日益成为城市可持续增长的不确定风险。规模巨大、持续膨胀且高度密集的城市人口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平衡关系,加剧了城市的治安以及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矛盾。城市的不断扩大和迅猛发展,使得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增强,安全系数相对下降。不仅高层建筑、生命线工程和大型关键设施自身运营的风险大大增加,而且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讯等公共设施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程度也在增强。任何一个环节的失灵都会引发连锁效应,甚至引起整个城市的瘫痪,导致重大伤亡、社会动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造成的新移民与之带来的诸如城市原有居民的排斥等新问题。
    粗放式发展弊端逐渐呈现。经过一段时间发展,我国人均GDP已在1000美元左右,但尚未建立起先进、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尤其一些中小城市过分追求高速度、资源消耗高、经济效益差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虽然能够为地方经济带来短期内的快速发展机遇,但也带来了诸多环境隐患。城市仍有待于采取更多的有效措施防治环境污染、水污染和噪声污染、食品污染。
    生活节奏加快导致精神压力不断加大。一方面,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大大增加了公众的心理压力,主要体现在公众的幸福感体验和压力排解对象的选择和排解方式的选择。另一方面,市场化过程中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渐渐为人们所关注。如失业、下岗、社会风气、贫富差距等。并且国内收入不均的情况正在加剧,“收入差距扩大”正向“收入差距悬殊”发展。据联合国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中国城市的基尼系数已由1978年的0.16增加到2000年的0.32.国际经验表明,当基尼系数超过0.4时,往往开始出现社会紧张局面。
    全球化、信息化的负面意义渐起端倪。我国多年实行对外开放制度,在加快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也使我们的对外依存度上升至40%。如随着城市同国际社会的交流范围及频率加快,一些国际犯罪组织也纷纷将触角伸入国内,除传统犯罪外,恐怖主义、劫机、国际贩毒、黑社会组织等也初现端倪;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许多大型企业、金融机构、政府机关以及各军事单位都相继采用计算机管理系统,重要的涉及个人隐私、企业商业秘密以及国家安全机密的信息资料大都存储在计算机中或利用计算机通讯网络来传递。如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网络黑客等网络犯罪行为就会趁机而入,危害信息系统安全和公共安全。(向红)
国际知名平安城市经验
美国丹佛
    美国丹佛城市安全计划中心,将对青少年的教育、培训及司法援助等列为战略重点。一是成立专门机构——城市安全局。提供预防方案,以避免青少年卷入少年司法制度,并对一些问题青少年进行监管,尽可能地减少青少年犯罪现象。该市非营利性组织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青少年领导组织(SCYLT)。该组织主要宗旨是让城市的青少年与市长、市议员等地方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互动,此外也开展一些青少年技能课程。二是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为了防止或减少青少年暴力行为,丹佛市一方面实行宵禁制度,另一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科学规划。如青少年就业计划(MYEP)是对继续留在学校的学生,提供职业道德培训,并为每个希望工作的青少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相关规划还有促进学术和道德教育计划(PACE)。该计划规定将一些书面资料免费提供给所有的青少年及家庭,并免费开放青少年活动中心。
加拿大多伦多
    加拿大多伦多的“社会安全计划”主要包括四项战略计划:一是加强邻区战略。确定多伦多周边的13个地区重点投资,寻求政府命令、警察、社区组织和居民的支持,调动地方的配套服务如图书馆、娱乐项目、公共卫生和青少年就业。二是危机应对战略。该战略要求城市各服务机构(包括警察、社区组织等)在危机处理过程中统一活动处理伤亡事件。此外要求居民通过书面信息反馈干预对危机管理进行支持,并鼓励以面对面交流方式参与社区会议。三是青少年就业战略。主要是指通过与其他政府部门、社区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为青少年提供就业、受教育、培训和参与的机会。此外还有青少年司法援助战略。该战略强调以指导性干预计划,运用新途径将青少年纳入青少年司法系统,减少他们犯罪的风险。在战略实施过程中,主要保障措施有:建立关于社区安全的市长咨询小组、建立社区安全秘书处、为高危险社区制定邻区协助行动计划、针对计划和服务确定高危险社区、迅速制定新计划以打击团伙犯罪和枪支使用、促使企业为高危险的青少年提供就业机会、联邦与各州政府联合修改相关法律、扩展“社区危机应对计划”、使市议会参与制定和扩展“社区安全计划”等。此外,还设立2006年的市长社会安全奖,并与企业联合(如IBM加拿大分公司等)为青少年创造就业发展机会,作为城市安全计划中“青少年行动”项目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墨尔本
    墨尔本的城市安全项目具体内容主要包括预防和减少老人和儿童意外受伤、改善道路、交通和行人安全。其中比较值得称道的措施有城市安全摄像机。1997年墨尔本市建立闭路电视系统,并开始运行“中央商务区都市摄像机安全运行计划”。这项计划旨在创造一个更为安全的商务环境。此外由于墨尔本是著名旅游城市,夜生活十分丰富。政府为保证安全,全面提高城市的人行道照明程度及标志、并安装安全摄像机安装在街头、在主要街区设立计程车行列安全区。每个行列有一名穿着特制制服的计程车警卫。监察队伍由城市安全照相机控制(每周从星期五晚上12时到星期六上午6时,从星期六晚上12时至星期日上午6时,逢有特别活动期间,如墨尔本大奖赛、平安夜)。保证司机和乘客的安全,控制计程车客运人数,需要的时候可能会查验乘客身份。这些措施大大提高该市的安全度和美誉度。
英国伦敦
    目前英国伦敦的城市安全计划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商务安全。伦敦的商业案件费用每年至少要花掉190亿英镑,在英国, 所有的犯罪记录中22%是针对企业。商业活动中的商业安全问题已促使商界、警察和政府共同努力,打击犯罪和加强安全。另外据伦敦官方统计,每年都有近五分之一的企业受到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说明商务活动抵御突发风险的能力还有待加强。政府着力于对企业的安全知识培训及企业间的信息交流安全。二是针对恐怖主义。出版有专门的手册介绍企业面临突发事件时的应对措施;如何在恐怖主义中保护企业的员工、信息和资产经营;警察之间及警界与商界领袖的沟通;企业应如何实际参与打击犯罪等。
波兰麦波克
    波兰的麦波克城的城市安全建设措施及标准则更为具体。如市警察局通过有效执行市议会的决议,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由国家警察联合市警察和宪兵组成的巡逻队,特别是在面临危险的地方,实施现代监管体系。增加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在一些地区新安装照明设备。兴建自行车道,重建口岸城市。举办纪念脚踏车的活动,以及分放100套免费自行车照明设备。城市管理中心积极运作,以防止和解决酗酒问题,采取了以下方案:学校安全、内部安全、道路安全以及防止毒品和酒精上瘾等。教育方面成立“青少年俱乐部”,在学校内开设活动室,实施预防性治疗、预防和教育的方案,而且还举行青少年“安全舞会”。向儿童提供免费用餐。与试点城市紧密合作与联系,以改善城市的居民与警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警察局成立名为“蓝色房间”的部门,专门关注家庭虐待儿童的问题。与当地报纸建立联系,传播社会对人们可能造成的风险和可能提供的援助方面的信息等等。